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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2/22

滿清帝國對抗瘟疫的最後一戰


原著:汪十句
 
當下疫情嚴峻,武漢封城,全國揪心,共克時艱為第一要務。
 
而一百多年前,大清王朝在面對瘟疫的舉措和表現,而今看來,有很多令人動容和深思的細節。
 
***
 1910年,宣統二年,在千載未完成有變局中步履蹣跚的帝國,已進入壽終正寢的倒計時。
 
內憂外患,變亂紛起,財政千瘡百孔,但外表竟還有一幅欣欣向榮的景象。在尊貴的攝政王爺載灃看來,帝國正在勵精圖治,立憲大計按部就班。
 
軍隊改革也成效卓著,河間、不彰德兩次盛大閱兵,一派兵強馬壯。
 
就在這時,一場突如其來的瘟疫,將帝國打了個踉蹌。
 
事發10月25日,同樣是個冬天。在中俄邊境的小城滿洲里,兩名從俄羅斯歸國的勞工,在旅店一夜暴亡,屍體呈紫黑色,死狀可怖。
 
十二天之後,同樣是兩名勞工死在哈爾濱旅店,並將令人胸疼、咯血、呼吸困難的奇怪症狀傳給了同住旅店的四位房客。
 
帝國政府收到了第一份疫情報告。
 
其實,此前瘟疫在國境之外已悄然萌芽。
 
侵佔我國大片領土的沙俄,因人力不足,當時招募了大量闖關東的中國勞工,很多勞工的工作,是在西伯利亞的曠野捕獵旱獺。旱獺是珍貴的毛皮動物,卻也是鼠疫桿菌的重要宿主。於是,中國勞工的聚集地,陸續有人出現鼠疫症狀。
 
因為西伯利亞地廣人稀的緣故,一開始疫情並不嚴重。但沙俄政府出於極端自私,不僅隱藏消息,還將出現症狀和疑似症狀的勞工強行驅逐回中國,從滿洲里到哈爾濱這條路,正是他們返鄉的必經之途。一路上天寒地凍,大多數人只能在擁擠密閉的小旅店、大車店中投宿,大大增加了疾病傳播的概率。
 
很快,瘟疫在勞工聚集的哈爾濱道外傅家甸地區大規模爆發。很多人全家死去,屍體隨處可見,街道猶如鬼城,連前來處理的警察也紛紛倒下。
 
數年之前,以哈爾濱為中心、貫穿全東北的T字形鐵路網剛剛通車。這在當年絕對是黑科技,但此次此刻卻成了瘟疫傳播的幫手。瘟疫順鐵道一路蔓延,長春、瀋陽接連失陷,關內的河北、山東也爆出疫情。
 
越來越多的人倒下,而人們對瘟疫的原因竟一無所知。
 
眼看就是帝國子民的滅頂之災。
 
要知道,中世紀歐洲的黑死病就是鼠疫,死者三四千萬,差不多相當於整個歐洲人口的三分之一。當年的疾病傳播絕無此時迅捷,而此時應對鼠疫的治療手段相比黑死病時並無實質進步。抗生素的發明,還要到幾十年之後。
 
不過,一直被反復抨擊、唾罵、恥笑的帝國政府,在當時的反應還算及時。
 
高層沒有把重心放在管控信息、維穩、處罰「妖言惑眾者」這些事情上,而是盡其所能,派出了所能找到的、最精英的專家隊伍。
 
經外務部右丞施肇基力薦,擁有劍橋醫學博士頭銜的天津陸軍軍醫學堂副監督,時年31歲的馬來歸國華僑伍連德,被任命為東三省防疫全權總醫官。
 
他帶著助手,手提滿滿一箱檢驗器材,於12月24日抵達瘟疫中心哈爾濱。
 
***
 伍連德的第一個任務,是要鎖定瘟疫的病原。
 
最直接的辦法,肯定是解剖屍體做病理分析。但在當時中國,拿死人動刀是與老祖宗的規矩相悖的。權衡再三,伍連德選擇了一位死於瘟疫的日籍女子,在一處簡陋的民居秘密進行。顯微鏡下,鼠疫桿菌暴露無遺。這也是中國第一例有記載的病理解剖。
 
這是一場恐怖的鼠疫。
 
但伍博士很快陷入了矛盾之中——按傳統理論,鼠疫主要通過動物媒介,只要做好鼠類和跳蚤的滅殺,就可以解決大部分問題。而滴水成冰的東北嚴冬,動物活動困難,本應不利於鼠疫擴散,可鼠疫偏偏還在快速擴散。
 
伍博士帶著疑問,冒著生命危險反復深入疫區中心傅家甸。他發現很多家庭都是室內一人染病,很快感染全家,而室內捕獲的家鼠身上並無鼠疫桿菌。
 
於是,伍連德提出了一個前人聞所未聞的大膽理論——這一次的鼠疫,存在人傳人的情況。而且從呼吸道感染症狀嚴重的情況判斷,極有可能是通過飛沫,在人與人之間進行呼吸傳播。這就是日後醫學界熟知的「肺鼠疫」。
 
但是,這個理論在當年太過石破天驚。法國權威專家梅斯尼當時也在東北,他對伍連德的理論嗤之以鼻,僅僅按傳統理論進行防護,便放心大膽去診斷患者。
 
結果,六天之後,梅斯尼染病去世。學術界震驚,至此相信了伍連德的理論。
 
同樣對他表示信任的,還有身陷滅城之災的哈爾濱全城,以及整個帝國政府。
 
伍連德爭分奪秒的提出了一整套防治方案。
 
——在治療方面基本無計可施的情況下,唯一的求生之道是防,是要掐斷鼠疫的傳播擴散之路。
 
***
 他的方案,今天看來也是很先進的。這套方案有三個原則,三個大招。
 
第一招是管理傳染源。
 
士兵挨家挨戶搜尋感染者,一旦發現馬上送到醫院,按重症、輕症、疑似進行分級處理,避免交叉管理。病人房屋用生硫磺和石炭酸消毒。
 
這一方面最難啃的骨頭,還是屍體處理,中國人入土為安的觀念根深蒂固。但當時東北大地土硬如鐵,在無法深埋的情況下,只剩下了一條路,燒。
 
伍連德反復做工作,在朝廷聖旨支持下,1911年1月31日,辛亥年大年初二,伍連德親眼見證之下,傅家甸2200具病人屍體被澆上煤油,付之一炬。這可能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集中火葬。
 
第二招是切斷傳播路徑。
 
既然肺鼠疫可以人傳人,那就必須採取斷然措施,對人員流動進行必要管制。政府從長春調集1160名士兵,對哈爾濱疫區進行嚴格的封鎖和交通管制,疫區被分成紅黃藍白四個區域,每個區的居民佩戴同色證章,只能在本區活動。
 
伍連德提出的「疑似」概念,以及疑似患者每天測量體溫、檢查症狀,連續七日正常方可解除隔離的處置原則,一直沿用至今。
 
可能成為傳播載體的疑似者,被伍連德安置在由120節火車車廂改建的隔離營中,營中設置醫護人員和巡警,嚴防交叉感染。由此,中國開始建立起最初的現代防疫管理體系。
 
同時,為了避免疫情持續擴散,從1911年1月開始,東北境內鐵路陸續停駛。1月13日,帝國在山海關設立檢驗所,凡經過旅客,均需停留五天觀察。1月15日,陸軍部加派軍隊,阻止入關客貨。1月21日,又下令斷絕京津交通。
 
從某種意義上講,這封的不是一座城,而是整個東北。
 
第三招是保護易感人群。
 
伍連德認為,易感人群包括疫區附近居民,特別是其中抵抗力低下的老幼居民,也包括在一線與病患頻繁接觸的醫護人員和警察。
 
他要求醫護與軍警嚴格佩戴口罩。帝國工業基礎孱弱,口罩庫存很快告罄。他因地制宜,發明瞭一種紗布口罩,雙層棉紗夾一塊吸水藥棉,稱為「伍氏口罩」。
 
這種口罩成本低廉,防護性能雖不如現代產品,但相比暴露面部畢竟是巨大進步。
 
顯然,上面這些方案再先進,沒有當局落實也只能是一紙空文。所幸,東三省地方政府和帝國高層,竟然迸發出超乎尋常的行政效率,迅速調集資源,付諸實施。
 
疫情最嚴重的時候,每日報送的死亡人數超過200,傅家甸居民死者超過四分之一。但在三管齊下的策略之下,形勢開始逆轉。
 
1月31日,傅家甸疫區死亡人數掉頭向下。2月20日,所有採取防疫措施的疫區,死亡人數均開始下降。
 
3月1日,哈爾濱首先實現了零死亡。到四月,鼠疫終於徹底撲滅。
 
事後統計,這次鼠疫死亡人數超過六萬,相當於東北1400萬人的0.4%左右。不可謂不慘痛。但相比起事之初人們的估測,包括外國學界與媒體的估測,又是個巨大的成就。
 
當時外媒認為,如控制不當,這很可能又是一次世界性災難。
 
橫向比較,且不說慘烈的歐洲黑死病,五六十年前雲南鼠疫,死者差不多有一百五十萬人,昆明人口損失一半。十餘年前香港鼠疫,是病情較輕的腺鼠疫,且在大英帝國治下,仍有兩千五百人死亡,考慮到香港當時僅二三十萬人,死亡率高達1%。
 
經此一役,伍連德博士和他開創的現代防疫體系功不可沒,他這一代的中國醫者,深入死地,義不惜身,總結實踐的諸多寶貴經驗,至今仍在福澤後人。
 
 
知道伍連德博士事跡的人其實不少。但當時面對重大疫情,站在伍連德背後,支撐他的帝國行政體系,迄今為止,研究和關注的人並不太多。
 
不想談太複雜的「體制問題」,只提一個人,當時的東三省總督錫良。
 
東三省總督這個職位,如套用日下,大概相當於黑吉遼三省的省委書記兼省長,位高權重。時任總督錫良,蒙古鑲藍旗人,屬於晚清政界的開明人士,素有能吏之名。
 
在歲月塵封的歷史檔案之中,錫良在瘟疫中的表現可圈可點。
 
他沒有出於對紅頂落地的恐懼,封鎖消息,欺上瞞下,而是反復向朝廷上書,奏報疫情。
 
檔案中也找不到他在此時此刻「觀看文藝演出」或是「組織群眾集會歡度新春」的記載。反倒能看到,他發電中東鐵路各州縣,要求把每天鼠疫在各地的流行情況及時用電報進行彙報,並且關於防疫電報一律免費。
 
在那個年代,這絕對算得上「信息透明」。
 
他給予了伍連德充分信任,伍連德所有的專業建議,要變成切實有效的措施,都不可缺少錫良治下東北行政系統的高效支持。
 
當伍連德提出焚屍動議,各界反對紛紛,幾乎無法推進的時候,錫良力排眾議,支持他上書陳情,最終獲得攝政王載灃支持,求得一道「奉旨焚屍」的寶貴聖旨。
 
在伍連德倡導下,錫良在吉林等地組建防疫總局,形成了中國最早的衛生防疫行政體制。
 
防疫措施耗資巨大,費用吃緊,帝國財政緊張接濟不上,錫良的辦法不是向國民募捐,而是事急從權,向銀行借款。
 
對於在瘟疫中衝在前方的防疫人員,錫良上奏朝廷,為防疫人員「照軍營異常勞績褒獎。其病故者,依陣亡例優恤」,當時定下的標準,醫生殉職可以得到撫卹銀1萬兩。清代一品大員年俸僅180兩,對比之下可知分量。
 
都說防疫是戰場,醫生是戰士。這位大清總督用實打實的真金白銀,讓這句口號沒有流於空文。
 
同時,另一方面,錫良對防疫中庸碌無為、推諉拖延的官員,也是毫不留情,吉林西北路道於駟興、吉林西南路道李澍恩都因「防疫不力」被革職。
 
錫良甚至做到了,在列強環伺的東北,成功擊退了俄、日以協助防疫為名,對中國主權的進一步染指。
 
他是一個走鋼絲高手,而且是在鋼絲上負重前行。
 
錫良是一個縮影,折射了那個衰老腐朽的帝國機體中,生命力頑強存在的那個部分。
 
在東北鼠疫的全程中,這種生命力從不同縫隙折射出來,例如,帝國在執行東北全域封鎖、山海關五天隔離政策時絕不容情,不搞特殊。朝廷頭品大員,太子太傅、欽差大臣鄭孝胥從東北公務返回,老老實實在山海關隔離觀察五天。
 
錫良也是一個寓言,證明即便是只剩一口氣的腐朽滿清政府,老老實實按科學規律辦事,仍然能夠有所成就。
 
 ***
在東北鼠疫被撲滅的1911年4月,在朝廷和總督的支持下,萬國鼠疫研究會在瀋陽成立。這是中國本土舉辦的第一次現代學術會議。伍連德當選為主席,為積貧積弱的帝國,贏得了最初也是最後的國際學術聲譽。
 
六個月之後,武昌楚望台軍械庫,一陣槍聲響起,帝國壽終正寢。她在對抗瘟疫這最後一戰中迸發的生命力,終究不足以支撐她背負整個民族,踏入現代門檻。
 
這個時候,武漢三鎮城門緊鎖。待此地再次封城,已是一百零九年之後。
 
錫良總督淡出政壇,七年之後,六十六歲的他患病,拒絕服藥而死,以身為殉,後人又不知所殉為何。
 
伍連德博士繼續在中國的醫學啓蒙的路上披荊斬棘。1914,他提議在北京建設現代化醫學院和醫院,這就便是後來的協和。
 
1918年,他主持建立了中國人自己的第一座現代醫院,也就是今天的北大人民醫院。
 
他還辦了一座學校,哈爾濱醫科大學,發起了一個學會,中華醫學會。
 
1935年,他成為第一名獲得諾貝爾獎提名的中國人。
 
年老之後,伍連德回到馬來西亞開了一個診所,過著為鄉人看病的樸淡生活。
 
先前種種驚心動魄,全如過眼雲煙。此刻神州種種壯懷激烈,也與他遠隔滄海。
 
1960年的一天,他起床覺得不適,第二日便合眼而逝,年八十二歲。他走的默無聲息,但中國的防疫史和醫學史上,他的名字永世長存。
 
撫古思今,我們抵御瘟疫的戰役還在進行,這是前所未有的全新病毒。但我們的經濟基礎、組織能力、科研水平、群眾認知,都比一百多年強的太多。
 
我們也理應有,屬於我們這個時代的英雄和賢者。
 
我們一定能取得勝利,將代價盡可能的控制在最小限度,也一定能讓我們所經歷的這段歷史,經得起後人的反思和審視。
 
這個新年的過法,可能很多朋友都受了影響,和慣常有所不同。
 
新年始終是孕育新生和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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