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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1/27

“台灣經濟的推手” 讓台灣躍升為“亞洲四小龍”。


1971年,聯合國“破天荒”地恢復了中國的合法席位,台灣被驅逐。

1972年,尼克松訪華。緊接著,中日建交,日本與台灣當局斷絕外交關係。

這一連串的大事件對台灣政壇及社會信心打擊很大。台灣當局派辜振甫赴日斡旋,辜找到好友、原日外相藤山愛一郎試圖挽回局面,但未果。

一年後,世界石油危機爆發,引發歐美滯脹危機,重創台灣出口製造業。“外交”遭遇滑鐵盧,出口受阻,物價高漲,經濟衰退,台灣市場信心瀕臨崩潰。

為了恢復經濟,剛剛擔任“行政院長”的蔣經國,接過權杖,果敢改革,推行了一系列的經濟振興計劃。

在國民黨元老、“財政部長”俞國華(蔣介石同學,亦經濟振興的重要人物)的建議下,蔣經國提出了“十項建設”,即南北高速公路、台中港、北迴鐵路、蘇澳港、石化工業、大煉鋼廠、大造船廠、鐵路電氣化、桃園機場和核能電廠。

蔣經國大膽啟用年輕的專業化程度高的技術官僚,此時孫運璿、李國鼎兩位“理工男”受到重用。

孫運璿與李國鼎是台灣經濟振興的兩大“技術官僚”,二人均理工科出身,先後擔任台灣“經濟部長”。

孫運璿,出生於山東蓬萊一普通家庭,考取了哈爾濱工業大學。1936年,孫運璿突然收到一封來信,上面說他的論文《配電網新算法》獲得中國工程師學會《工程雜誌》論文獎第一名,獎金一百大洋。

同時,一位資源委員會電力專家看重其才華,邀請他到南京上班。

抗戰期間,已擔任電廠廠長的孫運璿被國民政府派往美國田納西水壩管理局學習,以便從事戰後建設工作。

抗戰勝利後,孫運璿赴台擔任台灣電力公司機電處長,負責修復台灣電力系統。孫運璿向美國西屋公司借貸了200萬美金,建立了烏來水力發電所、台灣東西部配電聯絡線、立霧發電所、新竹變電所。

朝鮮戰爭爆發後,孫運璿抓住美援機會大力投資火力電廠,佈局島內城鄉電網。此後20年,孫運璿一直深耕於水電事業,從處長、總工程師一路做到台電總經理。到蔣經國時期,台灣電力普及率超越了當時的日韓,達到99.7%。

李國鼎,是一位頂著經濟學家、物理學家及政治家三大頭銜的大才。他早年參加中英庚子賠款公費留英考試,以數學第一名的成績進入劍橋大學凱文迪許實驗室深造。

後來,李國鼎在台灣擔任造船公司總經理、美援會秘書長、經濟部長、財政部長、總統府資政等重要職務。

孫李二人進入蔣經國決策層後,所面臨的形勢頗為嚴峻。當時,孫運璿擔任經濟部長,他堅持通過物價管制來抑制通脹。

不過,李國鼎使用芝加哥學派的自由經濟主張改變了孫的態度。所幸的是,孫李共同推動的高利率抗通脹收得奇效,台灣經濟很快穩定下來。

孫運璿向蔣經國建議效仿韓國“科技研究院”,成立工業技術研究院。但是,台灣立法委擔心,政府出資可能“化公為私”,後患無窮。孫運璿多方奔走,積極與立法委溝通,最後該案以剛超過50%的票數勉強通過。

受石油危機及滯脹危機的衝擊,美國與日本正在推動產業結構轉型,淘汰舊產能,扶植信息產業。

台灣經濟雖然在五六十年代增速依然不低,但多依賴於遷台資源紅利及美援投資,幾無具有國際競爭力、高技術含量產業。在蔣經國的支持下,孫李推動台灣與韓國一道緊跟美日腳步,助力產業升級,大力發展電子與信息技術。

台灣工研院日後成為了台灣製造業研發和人才的儲備庫,四十多年累積了近3萬件專利,新創及培育了273家公司,其中包括著名的台積電。聯電董事長曹興誠、聯發科董事長蔡明介都曾是工研院的工程師或研發人員。

1974年2月,孫運璿邀請一幫政商人物吃早餐,包括行政院長費驊、電信總局局長方賢齊、交通部長高玉樹、工研院院長王兆振、電信研究所所長康寶煌,以及美國無線電公司研究室主任潘文淵。

早餐後,他們討論了一項決定,重點發展集成電路製造產業。具體做法是,成立工研院技術顧問委員會,負責從美國引進集成電路研發、製造、封測等技術。

同年7月,孫運璿和李國鼎召集海外華人成立技術顧問委員會,評估引美技術項目,廣泛徵求企業家、工程師與科學家的意見。

但是,此舉招致非議,台灣媒體懷疑其中有利益輸送,孫與李壓力巨大。為此,蔣經國特意詢問李國鼎:“什麼是半導體?”

李的回答令人吃驚:“不知道。”

蔣經國並不喜歡李國鼎,但當年李國鼎一句“政府施政應圖利人民”打動了蔣經國。二人時常政見不合,但蔣經國依然對李充分授權以施展其才華。

這次,蔣經國希望李國鼎先弄清楚半導體以降低反對之聲。但李國鼎堅持認為,正因為不懂才需要設立技術顧問委員會。蔣最後還是順應了李國鼎的想法。

1977年,孫運璿協調台灣“國防部”,徵用了新竹的一塊地。三年之後,這塊地上興建起了新竹工業園。

與韓國扶植財閥勢力不同的是,台灣採用中小企業模式,鼓勵創業,培育市場。李國鼎及工研院想方設法從美國邀請留學生、工程師、科學家回新竹創業。

這時,一位傑出的技術人才進入了李國鼎的視野。此人便是張忠謀。

張忠謀生於浙江寧波,早年為了躲避戰亂,張忠謀隨家人碾轉遷徙於南京、廣州、上海、香港、重慶。其童年時光,多數在香港度過。

1949年,在離開大陸前,張忠謀一群好友同遊黃浦江。他回憶當晚情景:

“在滿天繁星下,遠遠的上海如痴如醉如夢,也不知是我們醉了,還是上海醉了。同遊中有一人,乘酒意跑到船頭大喊:'黃浦江,我們還能在這裡住多久?'”

之後,張忠謀便赴美國哈佛大學讀書。第二年,他轉學到麻省理工學院,攻讀機械工程。

碩士畢業後,24歲的張忠謀與英特爾創始人戈登·摩爾同時跨入半導體行業,與集成電路發明人傑克·基爾比同時進入德州儀器。這家日後享譽世界的半導體公司在當時還名不見經傳。

張忠謀是德州儀器第一位中國員工,他在德州如魚得水,一路做到資深副總裁,公司第三號人物。

不過,性格耿直的張忠謀與總裁夏柏,在公司戰略方向上產生了分歧。張忠謀希望公司對正在興起的半導體行業加大投入,但總裁則更願意搶占消費電子市場。二人互不相讓,矛盾凸顯。

1982年,李國鼎到美國邀請張忠謀回台工作。不過,當時張忠謀手上還有一大筆股票選擇權未到期,如果馬上走人,損失太大,台灣政府開出的待遇條件不足以彌補。於是,張忠謀婉拒了李國鼎。

三年後,張忠謀離開了德州儀器。這時,台灣工研院董事長徐賢修,多次赴美邀請張回台擔任工研院院長。

開始,張忠謀以為赴台只是接任院長職位,沒想到,剛擔任院長兩個星期,李國鼎便找他商談“超大型集成電路(VLSI)計劃”。李國鼎希望以合資的方式組建一家超大型積體電路製造公司,並由張忠謀主持。

張忠謀一直傾心於半導體產業,如今李國鼎這個計劃無疑讓他興奮不已。不過,當時全球半導體產業剛起步,英特爾等公司包辦全產業鏈,台灣電子產業基礎很差,一時不知該如何切入。

張忠謀的思路是“不生產自己的產品,只為半導體設計公司製造產品”。於是,張與李合作,張負責技術與業務,李搞定其它的一切。

李國鼎找來了荷蘭飛利浦公司出資,台灣政府也出一部分資金。但是,資金依然不夠,李國鼎動用私人關係,找王永慶、台南幫大佬吳修齊、苗豐強(山東幫苗育秀之子)等出資。

苗豐強回憶說:“當時他'強迫'我投資台積電”。李國鼎對苗說:“過去支持你這麼多,現在'國家'有事,你怎麼可以不支持呢?

公司成立後,股東飛利浦試圖掌握控制權,頻頻插手張忠謀的具體事務。李國鼎則親自打電話給飛利浦董事長,為張忠謀爭取了經營自主權。

這家由李張完美配合、共同開創的公司,就是日後成長為全球半導體製造霸主的台積電。

後來,張忠謀公開說:“沒有李國鼎,就沒有台積電”。

李國鼎、張忠謀以啟山林,工程師、企業家及創業者順道而入。

1976年4月,台灣工研院挑選了19個年輕人赴美國無線電公司(RCA)學習技術。

第一批台灣的RCA成員先到紐澤西的RCA研發中心集訓,隨後就分成三隊,分成紐澤西的IC設計組、俄亥俄州的CMOS製程組,以及佛羅里達州的內存相關製程組,展開為期約一年的受訓。

這19個年輕人不負眾望,將美國的集成電路技術帶回了台灣,並將台灣打造成為了世界電子製造中心。

他們分別是,台灣光罩總經理陳碧灣、前聯電副董事長劉英達、聯電榮譽董事長曹興誠、聯發科董事長蔡明介、勝華董事長黃顯雄、台積電副董事長曾繁城等人。

現任台積電副董事長的曾繁城,是第一批RCA成員,他曾經回憶說:“當時我們都很年輕,懷抱著無比的熱情,想要把台灣的集成電路技術做起來。”

這是“工程師治台”的時代。

繼尹仲容之後,孫運璿、李國鼎兩位理工科出身的政治家,先後擔任“經濟部長”,勵精圖治,科技興台,推動台灣產業轉型升級,幫助台灣躍升為“亞洲四小龍”。

孫運璿被譽為“工研院之父”,李國鼎被譽為“台灣科技教父”,二人均是台灣科技產業的奠基人,“台灣經濟的推手”。

整個八九十年代,台灣年GDP增​​速基本都在8%以上。1988年,台灣人均GDP已突破一千美元大關,而內地的人均GDP只有283美元。

1984年,孫運璿早起刮鬍須時突發腦溢血,一度病危。在失去部分語言及行動能力後,孫運璿淡出了台灣政壇。後來,蔣家第三代回憶說,孫運璿如果沒有中風,將是蔣經國接班人的唯一人選。

孫運璿在台灣經濟騰飛時倒下,命運跟台灣開了個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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