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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5/17

(轉載)-現代性的悲哀 ⊙ 郇建立

原文網址:
http://www.cuhk.edu.hk/ics/21c/supplem/essay/0208085.htm

* 本文是作者在閱讀了Zygmunt Bauman的著作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9)之後寫成的;同時,作者在寫作過程中也參照了該書的中譯本及相關資料。

鮑曼(Zygmunt Bauman)著,楊渝東、史建華譯:《現代性與大屠殺》(南京:譯林出版社,2002)。

納粹上台後,在希特勒的命令下,600萬猶太人被屠殺;截至1945年,2/3的歐洲猶太人被殺害。任何一個富有同情心的人都不免要問:在(現代)文明社會中,為甚麼會發生對猶太人的大屠殺?在《現代性與大屠殺》(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中,英國社會學家鮑曼(Zygmunt Bauman)對現代性與大屠殺的關係進行了出色的分析,當然他是懷著極為痛苦的心情來考察這一問題的,因為鮑曼是一個具有猶太血統的學者。《現代性與大屠殺》在西方社會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可能是鮑曼影響最大的一本書,該書於1990年獲得了在西方社會享有盛譽的雅馬爾費獎(Amalfi Prize)。

  鮑曼明確指出,寫作《現代性與大屠殺》的目的並不是要增加關於大屠殺的專業知識,喚起社會科學家對這些專業知識的關注,而是要在社會科學的普遍應用中展示專家的發現,從而使它們從目前的邊緣狀態提升到社會理論與社會學實踐的中心區域。鮑曼是否達到了自己的目的?答案或許是個未知數,但不可否認的是,人們越來越注意到現代性給人類帶來的災難,而且也意識到,如果條件具備的話,歷史的悲劇有可能重演。

  在關於現代性和大屠殺的分析中,鮑曼要回答的問題是:我們該如何認識大屠殺?大屠殺為甚麼會發生?猶太人為甚麼會成為受害者?大屠殺給人類帶來了怎樣的教訓?在《現代性與大屠殺》中,鮑曼雖然沒有明確提出這些問題,但是,鮑曼的分析始終是圍繞著這些問題展開的。


大屠殺:文明社會的難題

  鮑曼曾經把大屠殺視為鑲嵌在牆壁上的一幅與眾不同的圖畫,然而,在讀了他的妻子珍尼娜(Janina Bauman)的《晨冬》(Winter in the Morning)和《歸屬的夢想》(A Dream of Belonging)後,他才意識到,他對大屠殺知之甚少:大屠殺並不是一幅圖畫,而是一扇窗戶;透過這扇窗戶,我們可以看到通過其他方式無法看到的東西,更明確地說,我們看到了現代性的危險。在鮑曼看來,大屠殺是猶太人的問題,但不僅僅是猶太人的問題。說它是猶太人的問題是因為,在受到納粹政權「特殊處理」的人群中,只有猶太人被標上了全部消滅的記號;即使這樣,它也不僅僅是猶太人的問題,因為大屠殺發生在崇尚理性的現代文明社會之中,因而它是文明社會的難題。

  在鮑曼看來,大屠殺並不是反猶主義的結果,也不是極端的社會現象。這兩種方式都會貶低、誤解或輕視大屠殺對關於文明、現代性和現代文明的社會學理論的意義,從而使我們不能全面理解大屠殺給人類帶來的教訓。

  用反猶主義解釋大屠殺有兩個無法解決的問題:第一,德國並不存在強烈的反猶主義。在大屠殺發生以前,猶太人普遍認為德國是宗教和民族平等的天堂。德國人對猶太人的仇視並不根深柢固;儘管歐洲其他國家都爆發過仇視猶太人的公眾暴亂,但德國卻沒有出現這種現象。歷史學家的研究表明,在魏瑪共和國時期,德國人對猶太人的厭惡可能還不及法國人;即使在大屠殺過程中,公眾的反猶主義也沒有變成積極的力量。

  用反猶主義來解釋大屠殺還有一個無法解決的問題:我們不能用普遍性的東西來解釋獨特性的東西,這在邏輯上是行不通的。反猶主義數千年來一直是個很普通的現象,但是大屠殺卻找不到先例。在鮑曼看來,大屠殺在每一個方面都是獨特的,具有永久性和普遍性的反猶主義無法對大屠殺的獨特性作出充分的解釋。因此,鮑曼指出,籠統地把獨特的大屠殺事件說成是「反猶太仇恨的頂峰」、「最猛烈的反猶主義」或者是「反猶太公眾仇恨的爆發」都是蒼白無力的,它缺乏堅實的歷史基礎和現實基礎。單單用反猶主義無法充分解釋大屠殺。

  大屠殺並不是一種極端的社會現象,並不是殘酷的個體所實施的。鮑曼指出,大屠殺不是所謂的天生的罪犯、虐待狂、神經病或社會異端等道德缺陷的個體所犯下的一次罪行。事實表明,只有10%的納粹份子可以被認為是「不正常的」;其他人的行為並不總是舉止得體,但至少他們的行為在犯人看來是可以理解的。鮑曼在此提出了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為甚麼那些溫文爾雅的人一旦穿上軍裝就會變得野蠻,而脫下軍裝之後就與野蠻無緣?

  服從是問題的重要答案。鮑曼剖析了阿多爾諾(Theodor W. Adorno)等人的《權威人格》(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該書作者試圖用納粹份子的權威人格來解釋大屠殺的發生,其核心觀點是,納粹的勝利是權威人格積累過多的結果。然而,他們小心地避開了產生權威人格的所有超個體因素,也沒有注意到這些因素在沒有權威人格的人身上也可能引發出權威行為。對阿多爾諾及其同事而言,納粹主義是殘忍的,因為納粹份子是殘忍的;納粹份子是殘忍的,因為殘忍的人容易成為納粹份子。顯然,這種邏輯是有問題的。事實上,《權威人格》僅僅強調了可能導致法西斯主義與種族中心主義的人格決定因素,它忽視了社會因素的影響。鮑曼尖銳地指出,阿多爾諾把世界劃分為天生的納粹份子及其受害者,但是,他沒有考慮到,如果條件具備的話,那些溫文爾雅的人也會變得殘酷無情。

現代性:大屠殺的必要條件

  在《現代性與大屠殺》一書中,鮑曼區分了異類恐懼症(Hetero-phobia)、種族主義(Racism)和大屠殺(Holocaust)。簡單地說,異類恐懼症涉及的是對異己的人或事物的憎恨;種族主義包含了消滅或根除被憎恨個體的欲望;而大屠殺則是納粹當局有計劃的種族滅絕計劃。從異類恐懼症到種族主義是很容易的,而從種族主義到大屠殺卻鮮有發生。種族主義要想實現大屠殺,就必須獲得從理論到實踐的通道。種族主義為甚麼能夠在德國實現大屠殺呢?鮑曼試圖在現代性的特徵中尋求大屠殺的原因。他明確指出,現代性是大屠殺的必要條件,儘管現代性不是大屠殺;但如果沒有現代性,大屠殺不可能發生。在鮑曼看來,大屠殺的發生是現代性的雄心、官僚體系的配合和社會的癱瘓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

  在《現代性與大屠殺》中,鮑曼並沒有明確現代性的概念,事實上鮑曼經常把現代性理解為現代文明,這在其《後現代性及其不滿》(Postmodernity and Its Discontents)一書中得以充分體現:鮑曼在該書中明確指出,現代性與美麗、潔淨和秩序有關,換言之,現代性的雄心是追求美麗、潔淨和秩序。現代性要想實現其雄心,就必然要設法消滅醜陋、骯髒和無序。就德國而言,希特勒的目標是:「消滅猶太人,製造出一個沒有猶太人的德國疆域」。但是,他並沒有說明如何實現這一目標。至於如何實現這一目標,這需要「專家」根據周圍的環境作出有效的設計。或許,把猶太人遷移出德國是實現希特勒目標的首選方案;但是,隨著德國疆域的不斷擴大,可供猶太人遷入的範圍越來越小,於是,德國政府決定實施從肉體上消滅猶太人的「最終解決方案」。一旦目標確立後,剩下的就是如何動用所需的資源去實現目標了。可見,納粹份子屠殺猶太人的邏輯是,確定目標,然後是理性地實現目標(包括計算成本、按章辦事、追求效率)。從此種意義上說,正是現代文明的理性世界讓大屠殺變得可以想像。

  作為現代性的縮影,官僚體系的顯著特徵是專業分工和命令系列,前者意味著每一個行動者都從事著專門的工作,發揮著有限的功能,從而使他們很難知曉或不關心他們的行動所帶來的後果;後者則意味著下屬要服從上司的命令,不應對其命令的合法性產生懷疑,也就是說,他不應去判斷上司的行為是道德的還是不道德的,他只是官僚體系中一個相對微不足道的「齒輪」。儘管大屠殺的實現需要諸多條件,然而,如果沒有現代官僚體系的配合,這個任務是不可想像的。鮑曼指出,大屠殺完全遵循官僚體系的行動方式:計算花費,並把花費與現有的資源相比較,然後盡量確定最佳組合方案。在此,鮑曼指出了韋伯(Max Weber)的社會學理論中存在的問題:理性和效率(官僚體系/科層制)如果運用不當的話,將會給人類帶來嚴重的災難。

  反觀大屠殺的歷史,如果沒有德國公眾(尤其是科學家和教會)的冷漠,如果沒有猶太人的合作,大屠殺也許不會發生,或者會以不同的方式發生。在鮑曼看來,大屠殺沒有喚起也不需要公眾的熱情,實際上,它需要的是公眾的冷漠。在納粹份子及其專家的精心設計下,猶太人逐漸從公眾生活中消失,要麼受到了贊同,要麼就有意被忽略了。總之,公眾不願意親自參與迫害猶太人的活動與公眾贊同或者至少不干涉國家行動結合起來。畢竟,大屠殺是一個令人不愉快的話題,思索是無益的,談論猶太人的命運也引不起人們的興趣。

  鮑曼總結說,典型的現代社會設計和工程野心同典型的現代權力、資源和管理技術的集中相混合,構成了致命的組合。大屠殺是實施宏偉設計進程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設計為它提供了合法性,國家官僚體系為它提供了手段,社會的癱瘓為它提供了「暢通無阻」的信號。

猶太人:現代性的犧牲品

  猶太人為甚麼會成為現代性的犧牲品?對於這個問題,鮑曼的分析邏輯大致是這樣的:在中世紀的歐洲,猶太人從事著一些別人不願意從事的職業(如監管大眾、代收稅款),所以,他們很容易地就融入了社會秩序。然而,在關注新秩序的現代性世界中,猶太人被界定為「無法解決的難題」:他們在這樣的世界中沒有自己的位置,所以應該被消滅

  從歷史的角度說,反猶主義源於猶太人與基督教的不協調。在基督教世界中,前現代的歐洲知識精英,比如基督教士、神學家和哲學家把猶太人視為「另類」。然而,猶太人既不是「無知的異教徒」,也不是可以原諒的「迷途的羔羊」,他們既是基督教世界可敬的先驅,同時又是其心懷不滿和怨恨的詆毀者。猶太人是與基督教相生相伴的,所以,他們既不是一個局部問題,也不是一個有著明確開端並有望獲得結局的插曲;相反,他們構成了基督教的一個無所不在、無時不在的伴隨物,即實際上是基督教徒的「他我」(alter ego)。「他我」會威脅「自我」的生存,因而應該被消滅。

  從現實的角度說,反猶主義源於猶太人的「猶太性」。在人們的觀念中,猶太人不屬於任何國家,當然也不會有愛國心,他們只是國家「內部的敵人」。鮑曼指出了這樣一個事實: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交戰國各方唯一達成一致的觀點是,懷疑猶太人缺乏愛國心,缺乏消滅國家之敵人的積極性。因而,猶太人被視為一股邪惡的、具有破壞性的力量,是騷亂和無序的代表;被視為一種黏性物質,它混淆了事物之間的界線,熔化了所有的堅固之物,褻瀆了所有的聖潔之物。

  從哲學的角度說,反猶主義源於猶太人的「陌生性」。在鮑曼看來,猶太人就是西美爾(Georg Simmel)所說的「陌生者」的縮影──雖然身處某地、但未被當地人接受:他們總是審視著熟悉的事物(好像它是陌生的研究對象),詢問別人不會問的問題,質疑不可質疑的問題,挑戰不容挑戰的事物。他引用卡茨(Jacob Katz)的話說:「猶太人並不真正屬於他們居住的國家,因此,來自波蘭人的猶太人不是波蘭人,來自英國的猶太人不是英國人,來自瑞典的猶太人不是瑞典人,來自德國的猶太人也就不是德國人,來自普魯士的猶太人同樣不是普魯士人。」

  鮑曼痛苦地寫道:「在走向現代性的旅途中,每一扇門砰然關上時,猶太人的手指都正好放在了門縫上……他們是追求透明的世界中的不透明性,是渴望確定性的世界中的模糊性。他們騎在了所有的屏障上,子彈身前身後呼嘯而來。」

陰暗與希望:大屠殺包含的教訓

  1945年,麥克唐納(Dwight MacDonald)警告說,現在我們必須提防的是守法者,而不是違法者。這時,他還沒有從大屠殺令人心悸的事實中完全恢復過來。鮑曼在閱讀了米爾格拉姆(Stanley Milgram)的著作《社會世界中的個體》(The Individual in a Social World)和《服從權威》(Obedience to Authority)後指出,根據對大屠殺及其執行者的了解,最令人恐懼的消息不是「這」也會發生在我們頭上的可能性,而是我們也可能去進行大屠殺的觀念。米爾格拉姆的實驗表明,是的,我們過去能夠那樣做,而且,如果條件合適的話,我們現在仍然可以。

  當然,這種狀況的出現與社會學上所說的「過度社會化」密切相關。在此,鮑曼考察了涂爾幹(Emile Durkheim)的道德觀:道德起源於社會。在涂爾幹看來,(1)社會之外不存在道德生活,因而,社會最好被理解為道德生產的工廠;(2)社會促進了道德行為的產生,排斥、抑制或防止了不道德行為;(3)「道德控制社會」的對立面不是人類的自治,而是動物激情的統治。

  然而,鮑曼批判了這種「道德起源於社會」的觀點。在鮑曼看來,行動因為受到了社會禁止,所以才是邪惡的,而不是因為行動是邪惡的,所以它才受到了禁止。涂爾幹的觀點為社會統治其成員、統治其反對者提供了合法性。鮑曼指出,道德並不是社會的產物,而是受社會操縱的東西。如果道德起源於社會,那麼,大量非道德行為的發生都可視為「正常」社會安排功能失調的結果;如果道德起源於社會,擁有權力的罪犯就能夠裁決甚麼樣的行為是道德的,甚麼樣的行為是不道德的。無疑,這種「勝者王侯敗者賊」的狀況是令人擔憂的。

  正是在「道德起源於社會」這種觀點的指引下,才使得人們覺得:服從就是理性,服從就是道德。儘管大屠殺的發生有複雜的原因,但不可否認的是,道德責任的消解是一個重要原因。納粹份子很清楚地意識到,道德責任源於對他者的接近。因此,在大屠殺的實施過程中,他們首先把猶太人隔離,繼而把他們非人化,然後再當作疾病/野草一樣根除掉。在這一過程中,公眾扮演了旁觀者的角色。因而,要想避免大屠殺的再次發生就必須喚起個體的道德責任,也就是說,每一個個體都應該為他人負責,都應該思考他的行為將會帶來怎樣的後果。

  在鮑曼看來,大屠殺不是私人財產,它不是迫害者的大屠殺,也不是受害者的大屠殺,更不是旁觀者的大屠殺。如果把大屠殺視為私人財產,我們就會低估大屠殺的意義,就會低估它給人類帶來的教訓。那麼,大屠殺究竟給人類帶來了怎樣的教訓呢?鮑曼認為,大屠殺的教訓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在一個沒有好的選擇或者好的選擇代價過於高昂的處境中,大多數人很容易說服自己去逃避道德責任,或者說無法說服他們自己面對道德責任,從而採取合理利益和自我保全的準則。另一方面,凌駕於道德義務上的自我保全決不是注定的和必然的。有多少人寧願選擇道德義務而非自我保全的理性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人這樣做。因而,邪惡並不是萬能的,它能夠被抵抗。可見,在大屠殺的教訓中,鮑曼既指出了人性的陰暗面,又呈現了走出陰暗的一線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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