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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7/09

存在主義與自由主義的差異

讀前請先看這一篇談「存在主義者」的前言
http://blog.sina.com.tw/schorst/article.php?pbgid=8256&entryid=491046

本文談「存在主義」與「自由主義」同樣談的兩種東西,卻相互迴異的看法,分別為「自由」與「權力」。


一、自由

自由由於自由主義的核心,因此自由主義者對其極少批判,認為自由有無上的值得追求的價值,但是存在主義者的立場就比較「複雜」,所謂的複雜指的是,存在主義者雖然認為自由值得追求,對自由的追求卻相對要付出極大的代價,例如,你必須對抗命運,對抗社會結構、普世價值,甚至要有死亡的打算,甚至追求到了你要的自由,也不見得能得到「普世」的認同,存在主義者所在乎的,是一個人如何的「完成自己、為自己而活」的問題,存在主義者在世俗人的眼中,本質上是比較灰暗的。


另一方面,存在主義者可能會批判自由主義者的「自由」並不完全,基於有某種社會道德或功利考量,存在主義者在論述自由時大多己經超越這一點。

存在主義的小說與劇作多半帶有一種兩難的矛盾色彩,要追求自由,便要付出極大的代價,其尺度甚至是道德難以評量的,身為一般人,是不是反而不要認知到這種「自由」,反而會比較好?我過去曾經轉載過一篇卡繆的劇作簡評,裡其提到:

執政初期的卡里古拉是一位明智、受人愛戴的皇帝,在遭到情婦德呂西亞突然死亡的打擊後,他明白了一個簡單的真理:「人是要死的,他們並不幸福。」意識到世界的荒誕的卡里古拉為了讓仍渾渾噩噩地生活在「假象」中的世人也清醒起來,認為必須給他們以嚴厲的教訓,只有他這個擁有絕對權力的人才能承擔這一教育任務。

他的教育法遵循的是虛無主義的邏輯,他裝扮成命運,像瘋子一樣對周圍的人施行暴虐、任意殺戮,強迫人們面對他們不可逃脫的命運。他的教育法在某種程度上成功了,他教會了人們反抗命運,不再做膽小、懾於權勢、安於現狀的順民,敢於為生存幸福而鬥爭。他給予臣民反抗的勇氣,最後死於奮起反抗的臣民劍下,完成了高貴的「自殺」行動,這一行動是對強權意志的否定,他以惡抗惡的反抗超越了自由的界限,只能歸於失敗。


存在主義者從這種矛盾中出發,從一個最堅難的問題去思考自由,自由主義者則自功利觀點出發來表明自由之利害,但是在台灣,自由主義者被簡化許多,多數的人並不會去碰觸到自由主義功利化的論述部份,最簡化的方式,便是教條式的告訴你:「自由很好,值得追求,去做便是」。

二、權力

自由主義者對於權力的論述,多半是負面的,我們必須與權力對抗、用權力對抗權力,如同愛克頓爵士的名言:「權力使人腐敗,絕對的權力,絕對的腐敗」,但是存在主義的權力觀點則與自由主義不同,權力是具有正向面的作用,南華大學生死學助理教授蔡昌雄在評介心理學家「羅洛.梅」《權力與無知》一文中便提及梅氏對權力的看法,相當能作為一般存在主義的代表:

梅氏認為,權力是生命的根本要素之一,它不僅與個人的權能感、安全感、尊嚴感、價值感等存在範疇的意義密切相關,同時也與個人的人格發展以及社會互動的倫理不可分割。依據作者的看法,我們的問題在於多半以負面的觀點來看待權力,而且對於暴力現象的產生,只停留在先天論(生物心理觀點)與後天論(社會文化觀點)的表面爭議上;因此,我們便在道德與倫理的層次上,對暴力與權力採取一種拒斥的態度,甚至呈現出一種天真爛漫的無知形貌。這種虛飾偽善的認識取向與價值判斷,使我們無法觸及暴力與權力經驗的存有論核心與正向價值,以致使得當代社會普遍瀰漫的暴力問題似乎變得沒有出路,而各種政治與社會倫理的緊張狀態也無法得到疏解。歸根究底,逃避暴力的體驗以及否認暴力帶給我們的內在狂喜,是最需要被挑戰的作為。而迎向暴力與走出無知,則是社會心理療癒的不二法門。

但是,迎向暴力究竟是什麼意思呢?難道作者要我們與已然充斥於社會每個角落的暴力現象妥協嗎?這的確不容易說清楚。梅氏在書中提到,一位當時參與示威運動的學生提議去搶電腦,另一位學生則想說:「我這一生就一直想砸爛一部電腦!」當梅氏每次在學校演講中說到這件事時,都會引起學生的笑聲,可見我們樂於抒發「暴力的傾向」。這是為什麼呢?因為我們已經受夠了科技、制度、規範的宰制,我們對此感到憤怒!而當我們以暴力展現憤怒的那一刻,我們似乎才真正在做自己,著實為自己出了一口惡氣!然而,一旦脫離事件現場,要我們承認暴力是快樂的,馬上就便變成了道德上的難題。我個人認為,這個在心理上陡然生出的道德防衛機轉,正是我們突破認識局限和開啟視野的地方。這讓我聯想到兩部以暴力為主軸的電影,兩者間鮮明的對照,或許可以生動地側寫出科技社會和暴力與權力之間的關連,以及作者想要表達的暴力與權力觀點。

(中略)

羅洛‧梅在書中清楚的區分了革命者與反叛者的不同,前者致力於外部權力條件的改變如推翻政府等,後者則把焦點放在權力內在條件的轉化工夫上。從梅氏的存在分析觀點而言,這裏所謂的內在條件指的是,存有在面對永恆虛無時的張力,或是道德論中善惡共存的實相體認。羅洛‧梅說得好,人類在邪惡中發現了自己的共謀;革命者對此渾然不覺,只求改變現狀取而代之,但是反叛者則清楚地知道,自己所反對的社會文化,也是蘊育塑造今日自己現有一切的根源,所以他尋求的是社會良知的覺察與改革。例如奴隸制度不能因為奴隸以暴力除去主人後便消失,因為主人也是奴隸制度的受害者,支撐制度本身的存有狀態才是需要著力的地方,而這也是走出無知的終極出路。像美國民權運動領袖金恩博士和印度聖雄甘地等人,都是反叛者精神的具體化現。從另一個角度說,權力不是讓人「擁有的」,雖然擁有也是經驗它的方式之一;它毋寧是一種「存有的」召喚,讓自己徹底的開放,去經驗生命的一切可能。這就是反叛者細膩反叛權力的方式;他們是健全社會所不可或缺的良心。


我個人認為,在與自由主義的相較之下,存在主義所關照的相面,比起自由主義更深入,更細微,自由主義有濃厚的英美哲學色彩,關心的是論述方面的完整性,追求的是一個「漂亮完整」的自由理論模型,如何在技術上的完美無缺,而存在主義則是歐陸產品,關心的則是深層的「人」之處境。

(這是我很久以前就想寫的一篇文章,或許經驗與知識有所不足,也超過我的能力太多了,但至少這是一個開始,我發現這種文章的回覆率很低,我會盡量寫的通俗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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