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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5/13

憂鬱症就是憂鬱症

【李宇宙】/本文原刊登於新新聞週刊 過去的整整十天,國內的新聞界、演藝界和社會大眾似乎都沉浸在連爺爺大陸行和倪敏然自殺的錯愕和複雜情緒中。後者的衝擊效應自然不能和前者相比齊觀,但就媒體版面而言,至少是等量的,後者也許還有著更深層的社會感染性。
政治局勢的丕變其實仍算有跡可尋,不難理解,反正台灣的政治從來沒有什麼事是不可能的。可是一個長期在媒體節目上嘻笑,予人滑稽快樂印象的喜劇名星卻得了憂鬱症而導致自殺,其戲劇性與新聞性自然深獲媒體青睞。其實箇中的突兀,和政治上長期強調某種國家認同,一朝卻突然說不出口來的情形,還是有幾分神似之處的。 在倪敏然自殺的隔天,紐約時報刊載了一篇彼得‧克拉瑪(Peter Kramer)的短文。曾經紅遍書市的《神奇百憂解》一書作者,十年後再度告訴美國的讀者說:憂鬱症就是憂鬱症,裡頭沒有大家所想像的多麼奧妙神秘的事。憂鬱症就像肝炎,有些人過後會好;但也有的沒能好好治療和預防,逐漸演變為肝硬化或癌症。現代醫藥新聞的讀者應該已經有不少機會閱讀到有關憂鬱症精神內分泌學的發現,或是慢性憂鬱症患者腦細胞如何壞死的科學報導。但憂鬱卻又不像是外來的病毒,倒像是天生就存放在每個人生命中的特質。 憂鬱症被神秘化與聖像化 如果倪敏然是因為罹患肝癌而去世,媒體大概不至於會動用這麼大的篇幅報導。憂鬱症者的死亡在所有的疾病中似乎格外能夠引起大家的不忍和罪惡感,人們總會想盡辦法去解釋它,有點早知如此應該做些什麼的懊悔和遺憾。從張國榮到徐子婷之死的媒體反應報導來看,都一一重現了這樣的社會思維。周遭的人惋惜之餘,連觀落陰、顯靈附會之事都變得言之鑿鑿了。憂鬱症被神秘化,乃至聖像化的社會反應到處可見;同時其負面的新聞效應也將頗為驚人,這是憂鬱症也會有外部傳染的重要途徑。 克拉瑪醫師回顧最常被讀者們問到的題目是,假如梵谷的年代就有了抗憂鬱劑的話,那麼結果將會有什麼不同。這問題背後的假設是:才華和憂鬱症之間應該有著某種牽連才對,有機會吃到百憂解的梵谷也許就畫不成夜間咖啡屋或隆河星夜了。歷史上總是有些人因為偉大,所以靈魂遭致苦難;或因為痛苦的折磨,才創造出偉大。人們有時會寧願相信憂鬱症不是病,是因為天嫉英才,或是別人所害的。這種憂鬱症信念的意識型態所表徵的,其實都是無法接受一個對自己有意義的他者的死亡,或者是嘗試維持與其某種聯繫關係不致斷裂的想像。也因為難以接受,所以人們不斷地設法用各種替代方式去解釋它。 訊息和媒體成了傳染病源 憂鬱症者因為無助而罹病,然後在絕望中選擇死亡,這些情感會觸動很多人曾經有過的敗北經驗。精神醫學與心理學的專業知識系統便隨著這些現象的命名,逐漸滲透到個人的生活意識裡。近幾年來,一個國小高年級的女生,就可以輕易地診斷自己得了憂鬱症,可以見證這種憂鬱症驚人的社會傳染能量。因為憂鬱症的命名,我們似乎有憑藉能夠解釋個人的脆弱,受到創傷後無以名狀的憤怒,以及發出對於社會對待的某種控訴。 每一次有類似的新聞出現時,國內總是不乏精神科醫師喜歡現身說法隔空診斷,憑著片斷的報導訊息從事病理臆測分析。心理社會專家被期待要提供建言,也不能免俗地歸因評論一番。死者的親友、鄰里或社會大眾當然更需要為這一個如此靠近自己的不幸事件尋求一個解釋,其實也是為自己的存在危機尋求出路。這些解釋的訊息符碼,不論是醫學化的、心理科學式的,或是民間性的論述,逐漸形成了一套憂鬱症的知識體制,然後再向內投射成為現代人定義自己的認識系統。有一天憂鬱症的論述可能就如同感冒一般,會成為人們日常自我的一部分。不同的是,憂鬱症所銜接的是死亡。如果憂鬱症也像SARS一樣會傳染的話,那麼感染源鐵定不是逝者,而是那些不斷流通的知識訊息和媒體語言。看看在倪敏然的悲劇披露後一周以來消防單位忙碌的紀錄,就不難得知這種奇特的流行病學現象。 掌聲和權力也會帶來憂鬱 人們有一個敘事性的自我,擁有自傳體式的記憶。其中有關於我是誰的定義,還包括希望自己將如何如何的期許。如果有一個真正的「我」存在的話,這個「我」和在別人面前呈現的我顯然是不同的。在後現代社會裡,有人認為根本沒有所謂「真實」的我存在,所有關於自己的認同都是被暗示出來的。或者至少可以說,真實的我即便存在的話,也是難以呈現的。醫學的臨床工作上,的確常見沒有憂鬱症的人強調自己得了憂鬱症,而嚴重的憂鬱患者卻一直否認自己得了憂鬱症的尷尬處境。但敘事性的自我認同畢竟是一種心理真實,不斷暗示的結果就可能成為「我因為憂鬱症而憂鬱」。 想像中像倪敏然這樣的人,能夠將歡笑分給他人,經由自我暗示好像也可以自得其樂,理應是這個是世界上最不可能得到憂鬱症的人才對。但是堅持自己從來不憂鬱,或否認憂鬱是一種病的人,也會因為自認不會得憂鬱症而憂鬱的。憂鬱症除了神經荷爾蒙和心理無助感的作祟之外,也含有在人前的自我被掌聲或權力盤據的危機。有一個法國喜劇演員的小故事是這樣的,這位演員因為心情低落而尋求精神科醫師的協助。醫師試盡各種方法都幫不上忙後,索性建議他多去看某某人的喜劇。這位精神科醫師有所不知,某某人其實就是眼前的這位求助者。原來憂鬱症的治療並不如媒體上專家們所說的那麼容易,因為我們活在一個許多人不斷地在製造憂鬱症的社會。 在《神奇百憂解》出版後兩年,有位名叫薇兒卓(Elizabeth Wurtzel)的哈佛女學生出版了更撼人的《百憂解帝國》一書,細微地書寫和憂鬱症掙扎的經歷,詳述自己曾經如何渴望死亡、積極尋找自殺的途徑等,這是少有的列名國際暢銷書的疾病敘事著作。作者反諷地解構了百憂解的神奇,談到選擇治療的確讓她獲得了短暫的紓解,但也改變了原來的那個「她」。憂鬱的病人到後來都會不知道自己是誰的:似乎該有一個沒有憂鬱症的我,必須把憂鬱症的我結束掉。但畢竟是這個社會教會一個人如何定義自己該不該得到憂鬱症的。 「……我以一種奇特的方式和我的憂鬱症戀愛,醫師說得對,我愛它是因為我想它是我的所有……」這位罹患憂鬱症的哈佛高材生說,美國是一個抗憂鬱劑愈來愈多的沮喪國度。台灣也會像美國一樣,憂鬱症透過媒體,也透過治療到處肆虐流竄嗎? (本文作者為台大精神科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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