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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7/11

[轉載] ​重評八年抗戰史 學術界有公論


http://mag.udn.com/mag/world/storypage.jsp?f_MAIN_ID=364&f_SUB_ID=3482&f_ART_ID=523151
 
【郭崇倫(作者為聯合報副總編輯)】

在1971年越戰方酣,芭芭拉‧塔克曼出版了《史迪威與美國經驗在中國》,目的在警告華盛頓,歷史殷鑑在前,對日抗戰期間,美國與腐化、無能的蔣介石政權結盟,對於戰勝日本人毫無幫助,她暗示,美國不要再支持一個扶不起的中南半島的阿斗。

米德公正評價 國府有功過

 

 

往後的40年,她的書成為定論,雖然有梁敬錞教授使用大溪檔案,寫出《史迪威事件》,為國民政府辯誣,但是國際上並不普遍接受,直到2013年牛津大學歷史教授芮納‧米德﹝Rana Mitter﹞的鉅著《被遺忘的盟友》出版,才公正的評價了國府在抗戰中的功過。

才44歲的米德,不但學術著作不斷,還主持BBC電台節目,在衛報上寫書評專欄,是史學界的新星,米德從小就覺得中文是非常不可思議的文字,20年前開始學中文,好到可以做學術報告。

他自承受到史景遷的《天安門:中國的知識份子與革命》的影響,因此轉向中國代史的研究,而在他書中,帶入當時上自蔣介石日記,下至士兵自述,新聞記者撰文風格,也是承襲自史景遷。

中國犧牲巨大 受西方輕忽

 

 

上周他應國史館之邀,來台參加抗戰史研討會,在接受UDNTV的訪問時,他談到寫這本書的動機:「這是二戰時候的偉大故事,甚至放在現代世界史也不遜色,卻一點也不為人所知」,當時中國的犧牲是巨大的,中國的抵抗也是空前的,卻受到西方輕忽,它早於英法兩年進入戰爭,早於美國四年,當法國一下子就投降,中國堅持抗戰了8年。

米德對中日戰爭的觀察,有幾點獨到之處,首先,通常人們都將冷戰和二戰分開來看,這代表著抗日戰爭跟冷戰完全沒有關係,他認為這是大錯特錯,「事實上剛好相反,這兩者之間的關係緊密相連」。

二次大戰結束後,雖然在四個戰勝國中最弱,但國際社會在規劃戰後亞洲面貌時,是把中國放在中心,中國得以擠身新設的聯合國安理會之一,這是第一個非歐洲強權,在國際秩序佔有同等地位,對之後冷戰的開始產生了莫大影響。

戰後亞洲面貌 中國放中心

 

 

其次,他把對日戰爭全球化,把它作為不同戰爭聚集的一部分來瞭解,之前人們往往將中國戰區與其他戰區分開,認為並不重要,是比較落後的,並不是什麼意義重大的事情。

但他認為,中國戰爭有全球性的關聯,譬如當時戰場上,約有75萬日軍被中國軍隊牽制,如果中國在1938年就投降,那日本就可以轉移兵力,或者會攻擊蘇聯,也許會進攻東南亞,甚至攻打英屬印度,那世界歷史將會完全改寫。而當時做決定的領袖們,像羅斯福、蔣介石都也都是有全球視野的人,後世歷史學家反而不如。

做為歷史學家,米德認為歷史人物,很少有人會是大好或是大壞,必須全面觀察他們的人格特質,他認為蔣介石最大問題是,缺乏對中國的大願景,從來沒有真的了解鄉村貧困問題,他並不諱言蔣介石戰時做了許多錯誤的決定,尤其是花園口決堤事件,許多人在這場災難中喪命。

堅持對日抗戰 蔣正確決定

 

 

但蔣是聰明的,作出許多戰略決定,尤其最重要的是,蔣介石1937年決定對日抗戰,而他堅持這個決定,長達八年,開始的四年半,直到珍珠港事件之前,要堅持這個決定非常困難,有好幾次,跟日本合作,達到某種投降協議,似乎是最合理的,但他從來沒有這樣作,後見之明來看,這似乎是正確的決定。

對於汪精衛和日本合作的決定,米德並不企圖為他的行為辯護,但卻想去了解他的動機,「他看到中國在1938年,正處在一個非常糟糕的情況,他認為如果和日本合作,也許轟炸就會停止,也許戰爭就會結束」。

當時亞洲,有許多歐洲殖民地的獨立運動領袖,都寧可與日本合作,像是他印度家鄉加爾各答的蘇巴斯.錢德拉.鮑斯,當時非常希望把英國人轟出印度,完全不介意合作的對象,當時還有緬甸的翁山將軍,當時他們的理由是,與其結盟歐洲帝國主義,還不如選擇一個亞洲的強權,對獨立會有幫助。

目前中日關係緊繃,過去的歷史幽靈似乎仍然揮之不去,米德認為,這並不奇怪,基本上兩邊對自己國內所敘述的,還是截然不同的戰爭故事,這是受到政治的影響,無法有獨立的看法。(米德博士專訪將於7日晚間8點於UDNTV《全球瞭望》節目播出)

【2014-07-07/聯合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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